下面的这篇文章就是从电影片段开始，衍生到课本上的美国历史。
在美国那段时间，我的半条命都是Netflix给的。
今天我们就从Netflix说起。
大家一定都认识stream这个单词，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它除了可以表示流动的水以外，还可以用来表达一项我们日常喜闻乐见的活动：在线看视频。
Netflix无疑是所谓“流媒体”平台的顶流。具体来说，Netflix最突出的优点是时间灵活。只要节目存在于Netflix的服务器上，订阅者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并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影片，不必像看传统电视和电影一样要在规定时间（节目播出时间或影片上映档期）、到规定地点（电视机前或电影院里）观看。
时间灵活不仅给观众带来了观看上的便利，也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节目之间由于争夺档期带来的负面影响，同生态位的节目对收视率的竞争被最小化。不需要考虑不同档期节目的曝光率和收视率影响的Netflix，选择节目上灵活度非常高，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扩充资料库和提升节目质量上。
正是由于Netflix在制作模式上有独到之处，他们在项目评估上可以做到比其他台网和电影厂更“宽容”，容错率更高，所以很多被传统台网和各大影厂抛弃的项目能够在Netflix上重见天日。这种模式的受益者甚至包括了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比如说，在新好莱坞的那一代电影人中，Martin Scorsese是“特殊的一个”。他喜欢把摄像机架在街头，对准素人演员或是存在于电影叙事之外的个体。即是是Goodfellas、也是The Wolf of Wall Street这种基于真实人物经历的剧情片，它们背后的时代背景也得以在镜头中被真实地还原。
这位大师，在2019年，在Netflix花费了天价制作成本，以及还追加了将近一亿美金作为宣发费用的鼎立支持下，把自己那些年逾七旬的老兄弟们撮合起来，准备拍摄另一部年代感十足的传记片,被无数制片商认为是“烧钱买吆喝”的The Irishman。
The Irishman这个项目在2012年流露出了一些风声，当时的working title叫做I heard You Paint Houses，完全忠实于作家Charles Brandt给黑帮分子Frank Sheeran所撰写的传记之标题。
The Irishman至今来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却没能获得主流认可，除了Netflix惹众怒以外另外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原因。Frank Sheeran本人的活跃时间跨越了几乎整个20世纪下半叶，他的出身（爱尔兰天主教徒）、成长（在工会蓬勃发展的年代成为工会领袖）、遭遇（作为工会成员不可避免地卷入有组织犯罪和政治阴谋）和最终结局，都让好莱坞主流的左派政治感到不舒服。
天主教徒和有组织犯罪的组合，已经在HBO的剧集The Sopranos里成为了白人男性保守主义的代名词。虽然这部行业开山怪级别的剧集和另一部HBO优秀剧集The Wire共同开创了电视剧的黄金时代，但是针对剧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怀旧的心态和世纪之交的新泽西/纽约地区种族矛盾状况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
即使我们把视线放在电影行业本身，上一个持怀旧保守立场、却能获得主流一致认可的影片还是1994年的Forest Gump，同样也有一个跨越20世纪下半叶、亲身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对逝去的旧时代无比怀念和向往的男主角。
考虑到当时刚刚经历了新保守主义崛起和三届两任共和党总统的美国社会对于保守价值的宽容性，The Irishman诞生在社会左右博弈、分裂加剧，同时行业酝酿巨变的当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研究Scorsese的影像，我们会发现无论影片还是导演本人并没有过分推崇保守主义价值观。在Forest Gump的世界中充当平静、安宁、繁荣的保守主义符号，比如家庭和宗教，并没有在The Irishman中起到类似的作用。
甚至宗教（虽然这是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移民重要的生活部分）在影片中几乎完全缺位，没有像Goodfellas中两场犹太教和天主教婚礼一样在人物身份转换和戏剧冲突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家庭对于Frank Sheeran的角色来说，与其说象征着稳定和归属，不如说是他人格的对立面，一个不得不让他投入巨大精力甚至导致自我隐瞒和欺骗的负担。
那么，与其说是对保守价值观以及符号的推崇导致了观众对影片的“误读”，不如说是影片的整体气质、尤其是贯穿全片的历史主题让它看起来像是在怀念一个不复存在的时代。就像大法官Potter Stewart说的那样，“I know it when I see it.”。
虽然海斯法典的时代早已过去，电影也在Jacobellis v. Ohio之后，像其他媒体工具一样，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在和政府争夺话语权取得胜利之后，艺术家们还是不能避免面对公众意见对艺术表达的“凝视”。
我们可以从电影中最突出的时代特色，工会，开始说起。提起工会运动，我们就不得不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将19世纪以铁路和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纳入我们的视野。
铁路和电力带来了运输上的便利，扩大了人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范围，同时也导致了城市的扩张，导致了人口流动性的增长，甚至催生了民族主义的诞生。而这些都是劳工运动发展的前提。
然后让我们再回到美国本身。在经历了“镀金时代”的野蛮生长之后，美国的产业工人们发现一个问题：虽然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还有朝不保夕的雇佣关系严重降低了工人们的生活水准，但是最为致命的是，由于交通的便利性和人的流动性变得前所未有的高，工人们要面对日趋频繁的（地理意义和工业门类意义上的）变化对他们生活的自主性的挑战。
工厂的所有者永远希望去交通更便利、移民更多（他们比本地工人更能忍受低工资和更恶劣的工作场所）的地方进行生产，而交通能力的提升和移民的增多既是这两个意愿形成的动机，也是提升它们可行性的手段。
对于工人来说，最好的回应就是成立劳工组织，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讨价还价，甚至罢工。这样不仅能切实地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时也保持了自主性。
和工会运动平行发展的是所谓的“新移民”，这也是The Irishman着重刻画的另一个时代特色。新移民之“新”，不仅在于时间上，更在于跟“旧”移民相比，这些人在旧大陆的社会状况完全不同。
在五月花号上签署协议的殖民者，为了逃避英国国教会对清教徒的迫害而来到新大陆，建设他们心目中的“山颠之城”；而对于一个在19世纪下半叶、来自意大利南部或爱尔兰、为了找一个比在西西里山里放羊更有前途的职业、或是躲避导致他全家饿死只剩自己一人的饥荒的天主教徒来说，美国最大的吸引力可能就是当时流行于小说当中的“美国舅舅”现象：一无所有的年轻人，通过机缘巧合去了新世界并发家致富，因为忙于冒险而落得孑然一身，最后把身家都留给了旧世界的亲戚（通常也是故事主角）。而当这些新移民真正到达了新世界的港口的时候，他们又往往会被残酷的现实所打击。唯一能缓解他们的状况、甚至获得出人头地机会的手段，就是形成自发的共同体。
就这样，出于对自主性的追求，二十世纪的美国工会运动和移民群体产生融合。一方面，来自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新移民，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缘故，大量地从事工业生产，形成产业工人的主力。另一方面，在民族背景和共同利益需求的驱使下，工会成员的构成也具有明显的移民特征。大量的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和东欧犹太裔移民成为了工会运动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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