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源自《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由高等教育招生领域作家Jeffrey Selingo执笔，深入“解剖”了大学招生的多个层面：
杜克大学招生院长Christoph Guttentag亲自揭示招生办公室的内部运作
近年来顶尖大学招生标准和政策的变化
对未来招生趋势的预测分析
大学招生过程的透明度问题
每个冬天的工作日早晨，Christoph Guttentag都会抽出四个小时来阅读。他的任务？从48,000份申请中筛选出杜克大学的新生。这位杜克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老大，自1992年以来一直干这行，手下还有40人团队，但他也得亲力亲为。他给自己定的小目标是“早上10:30前看完10份”。在他的任期内，申请杜克的人数翻了两番，过去五年就涨了37%。这意味着，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个人都得看更多的申请。
Guttentag打开电脑上的学生档案，先看一张总表，上面有学生的高中、平均成绩、标准化考试成绩（如果交了的话）、想学的专业和性别。以前，这张表还会显示申请者的种族，让学校知道自己在招收少数群体学生方面做得怎么样。但自从去年最高法院禁止了种族优先录取，这个信息点就被隐藏起来了。
然后，Guttentag会看学生的高中成绩单，接着是老师和辅导员的推荐信、文书和课外活动。他边看边记笔记，但不是在算分数。“这些信息都在我脑袋里飘着
我把这些信息都搁置起来。我希望我从头到尾看完申请材料后，能形成一个关于这个孩子的形象。”
通常在15分钟内，甚至更短，他就要决定这个申请者是否有竞争力，能不能交给另一位招生官做详细评估——最后大部分决定都是由一个更大的委员会来做。如今，杜克的申请者中，不到一半的人会走完整个评估过程。许多申请者的最终命运——录取、拒绝还是待定——都在这些初步阅读中决定了。就像大学招生过程的每个阶段一样，这里的竞争每年都在加剧。到了三月下旬，当这决定公布时，杜克会对几乎95%的申请者说不。
大学招生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像杜克录取率极低的学校。但当Guttentag三十年前开始当院长的时候，这个过程还比较宽松：当时杜克录取了约28%的申请者，其中大约41%的人选择就读。
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全国67所顶尖大学（包括杜克）的申请量已经翻了三倍——每年接近200万份。这给许多申请者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和更低的录取机会，也给大学在决定录取谁和何时录取他们方面带来了更复杂的考虑。
入学率 （Yield Rate）——当学生有多种选择时，它比录取率更能真实反映受欢迎程度。
对于大学来说，入学率不仅是一种制度地位的象征，也是一个重要的财务实力信号。杜克现在的入学率是60%——比Guttentag开始工作时高出近50%。而许多三十年前与杜克有类似入学率的学校，现在的情况却相反，比如布兰迪斯大学（现在是25%）、乔治华盛顿大学（19%）和雪城大学（16%）。
随着今年的大学招生季接近尾声，学校说明这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一个季节。
参与Common Application的1000多所大学的申请数量比去年的总数增加了6%。这是2020年春季开始的一种动态的延续，当时大流行迫使数百所排名靠前的大学取消了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要求，结果导致申请数量激增。
随着学生向系统提交更多的申请，大学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思考如何预测哪些学生有更高的入学率，并依此制定他们的政策来锁定这些学生，维持或提高他们的入学率。他们推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招生选项菜单，每个选项都有自己的要求、截止日期、限制和对学生的风险——但所有选项都旨在尽可能为大学带来更多的确定性。
排名靠前的学校制定的招生政策对下游不那么竞争激烈的学校产生了连锁反应，这些学校反过来会做出改变以保护自己的入学率。例如，不那么竞争激烈的学校采取了一种策略：越来越多地将ED轮次的申请者推迟录取，以观察他们是否真的想入学——或者当学校认为被当作备选时会直接拒绝学生。
弄清楚如何应对这一切可能会让申请家庭感觉他们需要一个博弈论的博士学位才能进入大学。与计划接受本科教育的美国高中毕业生交谈，你会发现一系列一致的情绪：焦虑、困惑、震惊。大学校长表示他们担心学生的心理健康，但他们也对使申请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张和混乱的政策负有责任。
是的，大学和申请者都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但学校似乎经常在进攻，而学生则被留在防守上挣扎。
每所顶尖大学都实行他们所谓的“全面审查 Holistic Review”，这允许他们在录取学生时考虑成绩和考试成绩之外的多种因素。然而，没有两所大学在评估申请者时遵循完全相同的程序，而且没有人能够充分解释这个系统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由于游戏规则的晦涩难懂，申请者尽力去解读对手的战术手册。
Reddit论坛、College Confidential和TikTok视频充满了关于招生官员所谓想要什么的建议。因此，大学在分享信息时变得更加谨慎。即便如此，信息仍可能被误解。几年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宣布其录取班级时，列出了他们的一些特征——其中包括三分之一的录取学生在高中参与了研究项目。几个月内，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在某些地方被“修改”和“货币化”，变成了“进宾大必须要有科研经历”。
目前，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如何使用成绩、课程和考试成绩没有比这更模糊的了。当Guttengag审查申请时，他按高中排序以便他了解特定一群学生的课程体系。他说，大多数申请者都有竞争力的成绩单，但是申请数量激增的一个后果是：很少有申请者能“让你大吃一惊”。
十年前，杜克大学的招生官员经常讨论申请者在大学预修(AP)考试中获得的5分墙。“你会看到长长的一串8个、10个或12个5分的AP成绩列表，那种情况本身就足以改变录取结果，但现在却不再如此。”
根据大学理事会的数据，去年进行的439万次AP考试中，只有14%的考试得到了5分的评分；甚至只有一半的美国公立高中提供超过五门AP课程。然而，在杜克大学的申请者中，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似乎并没有让他感到震惊。
杜克大学像大多数排名靠前的大学一样，仍然实行考试选择性政策，允许申请者自行决定是否提交SAT或ACT成绩。但随着达特茅斯学院、耶鲁大学和布朗大学与他们的常春藤盟校背道而驰，跟随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迄今为止要求再次提交考试成绩的最挑剔的学校。大多数高度选择性的学校已经宣布了又一年的考试选择性政策，让一批新的高年级学生尝试猜测考试选择性是否真的是“可以选择”。
大学招生的讽刺之处在于，是否录取某个人的决定是基于未来而非过去。它最终取决于招生官员对那个孩子未来四年潜力的判断。现在，发Offer时家长和学生常见的愤怒，是因为使用了统一理解的统计数据（之前申请者的GPA和考试成绩参考）来确定他们的冲刺、目标和安全学校的名单。
但招生办公室并不像家长和学生那样看待这些容易衡量的优点，这就像是双方在说不同的语言。
Guttentag将招生比作NBA球队可能会从不参加强联盟的大学球队中选拔球员。“他们没有在那个环境中打球，他们没有在那个环境中展示成功，但他们有在下一个层次上取得成功的潜力。职业球队并不总是选对，大学也不总是选对。”
尽管大学将他们的ED宣传为双方都能在游戏中使用的保险卡，但大部分好处都流向了学校。他们已经说服了学生在他们高中最后一年11月之前就提交申请，从而缩短了他们的大学搜索。学生们将ED视为帮助他们进入顶尖学校的一个技巧，而ED则是高年级学生在向其他十几所学校提交申请以查看他们能被哪里录取并比较财务援助提供的同时，坐着等待决定的策略。
根据Common App的数据，2024 Fall EA和ED的申请数量继续向1月份提交的常规决定申请数量靠拢。在过去的五年里，ED/EA的数量增加了100万，增长了60%，而RD的申请数量增加了26%。
这一变化的一个影响是，申请保底校已经变得不那么直接了。大学和职业专家Weeze Cullen说：“我发现现在为学生提出目标和保底学校非常具有挑战性。“
今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某美高学生的保底学校，其ED申请数量增加了28%；其中三分之一的申请者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决定，而是被推迟到今年春天的常规轮次。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新做法可以被看作是精英大学改变招生方式和时间周期的产物。顶尖学校真正塑造了更大的游戏格局：他们制定规则和优先事项：无论这意味着他们想要更多的经济多样性，还是能够全额支付的家庭，或是来自大平原地区的更多女性工程专业学生，这些和学校需求相关的因素定义了其他申请者的结果。
在去年最高法院裁定有意识地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歧视了亚裔美国人之后，为了招收一个多样化的班级，大学尽可能地在一开始就聚集一大池申请者变得尤为重要。Common App上少数群体的申请者增加了10%——学生们仍然会勾选这个选项，但现在在评估申请时，学校看不到这个信息。非裔学生对最挑剔的大学的申请量比去年增加了3.4%。在排名最高的学校中，西班牙裔的申请者数量甚至更多，大约增加了4.9%。
与去年相比，白人学生对这些大学的申请下降了5.8%，而亚裔的数字保持不变。与此同时，在最挑剔的学校中，“未知”类别的申请者数量增长了37%，即申请者不列出他们的种族/族裔。
今年，在不知道申请者种族和族裔的情况下，许多选择性大学正在使用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提供的一个名为Landscape的工具。它提供了有关申请者学校和社区的关键数据点，包括平均SAT成绩、有资格享受免费和减价午餐的学生比例、犯罪率和家庭收入中位数等因素。
招生院长说，他们拥有的申请越多，学校就越容易实现他们的多样性目标。因此，任何可能限制申请数量增长或控制入学率的措施都可能遭到学校的反对。有人建议应该减少学生通过Common App系统一次性提交的申请上限（目前上限是20份）。这个系统涵盖了1100个教育机构，由于它可能导致申请总数急剧增加，因此备受指责。
举例来说，罗格斯大学加入该系统的第一年，申请量就激增了60%，达到了63000多份。然而，Common App的CEO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她表示，90%的通用申请系统成员学校还提供了其他申请途径，所以如果限制了一次性申请的数量，学生们可能会转而使用其他方式进行申请。
所有这些都揭示了，在招生游戏中，最终的胜利者不是申请者及其需求，而是更多关于大学如何保护其声望（或者提高其地位），以及在填补符合特定招生和收入目标的年级时如何保障其底线。
我们被困在了这个系统中，
直到游戏中的某一方决定采取不同的行动，
或者外部力量命令其改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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