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中国神经科学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

1924年，林可胜（Robert K. S. Lim）回到战火频燃的中国，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成为协和第一位华裔系主任。

近百年后，林可胜博士的名字逐渐为世人淡忘，但提起他的研究内容，却几乎无人不知，时至今日我们仍在从中受益。

林可胜博士的早期工作重点是胃肠道生理，后期转向神经生理学。他有一项非常经典的研究，就是设计和进行了第一个有效区分外周和中枢镇痛的实验。通过该实验，林可胜博士证明了吗啡在中枢神经系统发挥作用，而阿斯匹林在外周发挥镇痛作用。

后续的故事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药理学家约翰·范恩（Sir John Robert Vane）将林可胜博士的这些实验称为镇痛研究的经典工作。而范恩因证实了阿司匹林会抑制前列腺素和血栓素的生成，和苏恩·伯格斯特龙（Sune Karl Bergström）、本格特·萨米尔松（Bengt Ingemar Samuelsson）共同获得198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除了研究工作上的重要贡献，林可胜对中国早期科技教育界也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和间接培养了中国最好的一批医生、医学科学家和生命科学家。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评价他为“对中国近代科学（特别对是中国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发展史上起了奠基作用的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

不同于百年前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如今的中国处于生命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研究最好的时代。研究支持和资金投入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神经科学研究，仅从神经科学领域论文数量一项上看，从2012年起，中国成为发表论文数排名第二的国家，且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各国神经科学论文数量比较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应时而生。

2018年3月，北京市政府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等8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脑中心”），旨在承接“国家脑计划”项目，并以此为依托培养面向国家脑科学战略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北京大学饶毅教授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罗敏敏研究员为中心的共同主任，负责中心的日常事务。

北京脑中心主要集中于脑科学（神经生物学）和类脑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重点围绕脑认知原理解析、认知障碍相关重大疾病、儿童青少年脑智发育、类脑计算与脑机智能、共性技术平台和资源库建设五方面开展研究。

北京脑中心目前已建成14个实验室和8个技术辅助中心，其中包括4位非华裔外籍PI的实验室。北京脑中心已初步建立起了稳定支持、国际同行评估、人才国际化、高比例博士后等一些列的创新科研体系。

北京脑中心的五年建设目标计划包括建设55000平米的研究大楼、50个内部实验室和100个双聘实验室、11个技术辅助平台和顶尖的实验仪器设备、三万笼位实验动物饲养空间、八家共建单位的仪器设备共享资源、创新性研究型医院。

目前我国在脑科学主要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了几大主体，以脑科学和类脑研究中心（北京、上海）、教育部前沿学科中心（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和高校研究院所组成的研究机构（如高校共建的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等）为主力军，其余各地著名高校在专利和论文产出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各地区也纷纷制定相关扶持计划。上海市已将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列为市重大科技项目，同时成立了“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推进脑科学研究和转化应用；北京市也启动了“脑科学研究”专项，重点布局“脑认知与脑医学”和“脑认知与类脑计算”两个任务。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脑科学领域都有实际举措，发力最为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城市，天津、湖北、浙江、重庆、厦门等省市也在陆续启动区域脑科学计划，加快脑科学创新中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