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自1921年实施的“荣誉准则”，于全校范围内采用所谓的“荣誉考试制度”，即考场没有监考老师，校方信任所有学生不借助外力完成考试。
迄今，该制度在斯坦福执行时间已经超过百年。按照斯坦福官网说法，荣誉准则于1921年出于该校学生手笔，是对学术诚信的官方陈诉。荣誉准则表达了学生和教师对设立和维护最高标准学术工作的共同期待。
斯坦福荣誉准则 如今，斯坦福的教师团体正在寻求更改包括无监考制度在内的荣誉准则来解决校园内泛滥的学术不端行为。不过，该校本科生对这项提议（尤其是恢复考试监考制度）极为排斥。
4月25日，斯坦福本科生评议会（Student Senate）投票否决了一项由12人委员会（亦称C-12小组）提出的荣誉准则修改议案，该小组负责评估斯坦福荣誉准则和学生仲裁章程。
这项提案的通过需要获得五个校园管理机构的批准；其中本科生评议会是唯一投票反对的机构。分歧症结在于监考问题，即提议中一项允许校方调研监考产生影响和效果。
据评议会成员，大三本科生贝塞拉（Juan Becerra）所称，本科生评议会出于某些原因强烈反对该举措。 评议会成员担心，恢复监考制度将促使校园文化向着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学生的方向演变。
他指出，“这会创造出一种让学生感觉自己是作弊者或学术不诚信的氛围。我们不希望学生被这种挥之不去的阴影所笼罩并受到无形的压力。” 本科生评议员还担心无意识偏见或导致监考教师不公平地过度关注黑人和非裔学生。
不过，在支持修订荣誉准则的人士看来，上述担忧正是研究监考制度的必要性所在。他们认为，这有助于校方更加深入理解刻板印象对监考的影响，以及采取何种措施予以规避。调研后所做的任何监考相关决定也都需要（与通过C-12提案）相同机构的批准。
担任本科助教的研究生会成员、化学专业4年级博士生博格（Lawrence Berg）指出，“本科生提出一些有关弱势群体学生和监考可能存在问题的合理担忧；我认为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但是现在，没有调查研究我们就无法知道答案。我认为，现实是我们需要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获悉这些问题的确切症结。” 贝塞拉对此无法苟同。
他说，“我认为明眼人会看出（这项研究）将显而易见地导致监考的实施。我们就是不想看到监考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事情。” 本科生投票反对修订版荣誉准则后，皮球又踢回到教务委员会的半场。后者以微弱多数通过一项由数学教授泰勒提出允许教师自下学期起开始监考的提议——除非本科生评议会改变投票结果批准修订版荣誉准则。
也就是说，教师团体的决议意味着学生必须同意校方对监考进行调研，否则下个学年开始就实施监考！部分教师将此举称为“核按钮”，这让本科生评议员和部分教师大为震惊，并对这一明显摈弃共同治理校务的行为深感不安。然而教务委员会成员发现，教师团体在未征求其他机构意见的情况下修订荣誉准则并非没有先例。
教务委员会主席、政治学教授舒尔茨（Kenneth A. Schultz）表示，“学术委员办公室经过大量历史和立法研究，确定教师团体是否有权修订荣誉准则。此外，教务委员会工作人员还咨询了法务办公室，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教师团队拥有这项权力。
事实上，当初《荣誉准则》就是由教师团队单独制定并通过的。” 本科生评议员的反应有种过河拆桥的感觉，质疑如果投票没有意义，那当初为何要他们对此表决。贝塞拉说，“作为本科生代表、作为受到荣誉准则约束的学生代表，我们认为对此拥有发言权，我们发出的声音应该具有一定份量。”
重新评估学术诚信政策
为了应对校园内日新月异的学术不端文化，2019年，C-12小组负责为修订斯坦福荣誉准则和1997年首次实施的学生仲裁章程提供建议。
随着技术不断普及和多样化，斯坦福和其他很多高校被迫重新评估学术诚信政策。学生可以在回家考试时使用谷歌吗？在论文写作时他们可以通过何种程度使用ChatGPT？当如此众多的工作场所依赖开源协作时，禁止课堂上的分组合作还有意义吗？ 曾任C-12荣誉准则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斯坦福数学教授康拉德（Brian Conrad）表示，“不仅是斯坦福；在全美范围内，面临人工智能机会的发展，如何管理学习和学术诚信也成为一项巨大挑战。”作为极少数荣誉准则依然要求教师在学生考试期间离开考场的高校，斯坦福面临独特的挑战。虽然学生对考试没有监考赋予的自由度习以为常，但教师认为学生辜负了这种信任；他们指出违反荣誉准则规定的作弊和对同学违规听之任之的行为异常猖獗。
校方称，2018年至2020学年间，斯坦福大学上报的720起荣誉准则违规事件中，只有两起来自学生。 由于在课堂中目睹无数作弊行径，化学博士生博格赞成恢复监考。 他指出，“目前的荣誉准则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尊重——无论是研究生、教师还是本科生。”他认为作弊已经成为“学校文化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他禁止监考的高校也在处理类似修订荣誉准则的要求——尽管不一定来自教师团体。
在明德院校，2014年开始经济学系允许监考，学生校报近期发表的一则社论要求终止荣誉准则，原因在于其收效甚微；在明德学院年度学生调查中，2/3的学生承认违反荣誉准则。 对荣誉准则颇有研究的弗吉尼亚州伦道夫学院心理学教授塔图姆（Holly Tatum）认为，相比前几代人学生更加缺乏动力遵守学术诚信的传统规则，例如单独完成个人作业。她指出，”我相信目前校园文化正在进行转变，这改变了学生对荣誉和诚信的看法。
我有时认为这是一代'协同工作'的学生群体。” 2021年12月，一项高等教育内幕网的学生调查发现，对求助技术完成作业的看法与传统学术诚信标准截然不同。近半数（47%）受访者称通过学习网站查询家庭作业或考试答案是完全或部分可接受的。
53%对谷歌搜索家庭作业的答案也持同样的看法。17%受访者表示，在线考试使用被禁技术或工具完成或部分可接受，尽管该比例较低但不可忽视。
高等教育内幕网调查结果
寻求妥协
斯坦福教师团体和研究生迫切期待与本科生达成某种协议，从而推进监考制度的实施，而不是到秋季学期自动启动监考。但目前来看似乎无法如愿。根据上周二会议记录，本科生评议会未对荣誉准则修改提案中心投票；相反，该机构成员重申其教务委员会的决议违反共同治理原则的观点。
C-12小组成员一直知道该提案难以获得通过。该机构学生联合主席、六年级博士生费恩表示，毕竟其职责是“在5个存在截然相反利益诉求的群体间达成妥协。” C-12的调研（包括广泛联系学生、教师和其他高校）表明学生对恢复监考的设想存在抵触，但该情绪并不普遍。在其接触的学生中，仅有不到半数表示反对监考，但C-12成员强调其未进行科学研究。
根据C-12上个月发布的最终报告，除了本科生评议会的看法外，学生们还指出，多数荣誉准则违规行为并非发生在考试期间，从而让监考成为一个相对无效的作弊解决方案。
然而，也有部分学生表示赞成监考，认为考试期间教师或助教在场回答问题比较方便。这也免除了学生在考试期间相互监督的责任，而且也让学生具有更多机会对抗作弊指控。
费恩表示，来自上述学生以及教师的反馈，成为C-12建议对监考进行调研的原因。她说，“我们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式我们获悉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对改变、对具有意义改变的期望“，而不是对斯坦福学术不端问题的“下意识”反应。 对荣誉准则的其他修订包括新的文本和定义，目的在于澄清学生和教授的职责。
C-12 还提议对学生仲裁章程进行重大修改-——即采用根据违规严重程度、过往案底和其他因素的全新分层模式以取代无论涉嫌何种违规，学生均通过相同流程的所谓 "一刀切 "仲裁系统。新章程还将重心置于教育，而非惩罚违规者。 康拉德表示，仲裁章程的修订已获得了包括拉维尼校长在内的所有5个机构批准，这些修订的一个目的在于确保某个愚蠢的错误（甚至仅是对学术不诚信的误解）不会成为学生终身污点。
C-12不会参与斯坦福下一步的监考工作。但康拉德表示希望该委员会多年的努力工作、宣传和研究终将产生积极影响。他说，“我当然希望无论荣誉准则相关讨论的最终结果如何，根据我们工作成果形成的提案至少得到校方某些部门的关注，以改善学术诚信文化。”
参考资料：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students/academics/2023/05/05/proctoring-debate-stanford-faculty-takes-nuclear-option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1/12/07/what-students-see-cheating-and-how-allegations-are-handled
https://communitystandards.stanford.edu/policies-guidance/hono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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