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美本转学案例

申请背景：体制内GPA，托福96

目前已拿到U of Wisconsin-Madison, UIUC, Penn State U的offer

2023年7月，你是一名失意的高考生。

2023年9月，你开始美本转学申请。

2024年4月，你收到了威斯康星麦迪逊的offer。

我迄今的人生就像一场倒叙的戏剧，为期不到一年的transfer申请就是在一点一点收束先前的每一条线。大至理想、家庭，小至我对写作的热情，以及高中时最好的科目是英语······这一切不可思议地在转学旅途中得到了回应。

动机

高考的阅卷场上从不允许自我的表达，学生们在天光初亮时将二手马克思背的滚瓜烂熟。在最热衷于探索自我和世界关系的阶段，我们做一些如推巨石上山般日日重复的事来换取分数，而分数成为媒介，将我们的前程和现下的贫瘠以一种直白又无无理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至于那些人文社科的梦、对自己进行人格分析的热忱，是无容身之地的。事实上，所谓理想没有像柜子里的樟脑丸一样升华得无影无踪，这就足够珍贵。真正开始美本申请后，我庆幸这些未写完的句子在经年的无处安放后仍然被我保护着，因为this really matters——招生官真的在读你的文字、看你是怎样的人，并且这是影响最终录取的重要一环。

作为一个体制内背景的学生，我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带有“体制内”的印迹，就像想要向上生长的树木因障壁而扭转的枝干，也像没人更换项圈又一直在长大的小狗脖颈上那圈勒痕。典型印迹如：对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说，心中的梦校或许是某所藤校，而我最深的执念/情结云云总与港中大、武大相连；我习惯于在排名中找认同；我说得很少听得很多；我认为生命的常态就是没有回音。为了在模考和背诵中存活，我给自己画饼，说服自己坚持，努力接纳规则，融入规则，但很可惜，我依然没能和规则共存。它不能接纳我，我不能无视它。2023年6月，我成为一名失意的落榜者。那个暑假发生了很多事，“未来”的样子一变再变，在“高考”的大雾散尽之后，我不再看得清前途。

人生是旷野，吗？

多数时候人生并非旷野。如果说高考是挤独木桥，那么我的陆本转美本申请就是独自夜行在无边际的荒原。疾行的时候，夜晚会用长久的沉默暗示你：该睁开眼面对所有的矛盾了。

上道：语言-择校-文书

第一关便是英语。语言决定托福雅思成绩，决定你是否有能力读一手信息、在择校时从海量信息中找见最与自己共振的学校特色，语言更是从头到尾与文书的考验交缠在一起。先前我喜欢英语，更喜欢通过文字探讨自己， 可是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我发现自己寸步难行。被用外语不断地追问过往的时候，很难说让人哑口无言的是那门尚未掌握的外语，还是语言背后陌生的文化。

无论如何，我面临的是重构。

所以比起初高中生，我比较难搞。Caroline引导我一步步入行的过程中，我亟待梳理的思绪 (和可怜的英语) 不仅在写简历的时候碰壁，在 school research 等其他阶段也屡有摩擦。申请老师和 Caroline 应该会对此深有感触，毕竟在我还没熟悉申请过程时，很多时候她们比我急。我焦虑得拖延，她们就和我一起焦虑，尽职尽责的申请老师甚至在某个我赶 Northeastern U 文书但学校官网出问题的晚上梦见她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我要找的信息，醒来却全忘了，如果要剪一个蒙太奇记录申请季，这个梦一定会是其中一个心酸又好笑且典型的切片。

至于选专业，我最初在 psycho 和 sociology 间左右横跳，偶尔还会跳到 philosophy 去，企图眉毛胡子一把抓。Caroline 明确指出另外两个专业是如何不适于我的背景，我才意识到自己太贪心了，脑子终于转过来，把申请专业定为社会学。

讨论中，自己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最令人记忆深刻。我记忆犹新，第一天正式开始讨论，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忧郁？

一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以为问的是同音的“优裕”。然后她说，她问的是为什么我会有忧郁的气质。

这是一个很妙的问题。尽管自诩了解自己，我也从没想过这个；并且就算有人认为我气质忧郁，也很少会和我讲，更不会就这个点去发问“为什么”。而 Caroline 告诉我，文书就是要去解决这些“why”。我当场没有回答上来。忧郁······是因为受过什么创伤么？还是心情长期压抑？这些可能性听来很合理，但我心里知道这不是答案。

之后，如 Caroline 所言，在写文书的过程中，我面临了无数的“why”s：why school, why major, why transfer······直到 Brandeis 的其中一篇文书问起 inclusivity and justice，我淡忘的、对平权的敏感才重新被唤起。我从迷茫里抓住真正能激起我热情的东西。

和外教一起打磨文书，一遍一遍一篇一篇，就像浪淘沙，最后留下的，才是最核心、自己最重视的事。 家庭？高考？心理咨询？友谊？吉他？在众多的切入点中，我选择了“我的名字”和一篇我在高三时被说是离题的作文。由此，我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展现出来，也发现了自己的最永恒的需求是认知自由。

在我看来，文书是煎熬，也是一种自我疗愈。从前在高考的体系内遥望港中大时，我读到那句“人生的根本要务不是建立事业的丰碑，而是 find your paradox” ；现在面对文书的诸多 prompts，我不得不着手理顺所有的思绪。毕竟，仅自己可见的议题只能由本人抚平，自己写的句子总还得由本人画上句号的。

在书写中，我也终于明白我的忧郁来自哪里：来自不愿草率锚定自己的阶层/身份/立场而长期面对未知所得的沉郁、不安和倦意；用人话说就是偷感 不理所应当地接受自己所得，也不理所应当地接受ta人之所无。抱着这样的个人选择，我也明晰了 to grow myself a global citizen 的方向。之前在想，这篇经验分享的目标群体是谁。失意但有理想的体制内学生 (尤其文科生) 的确很多，但有机会走这条路的人又有多少？平行世界有风生水起的我，也有缺乏机会依然在挣扎的我；而这个世界的我，会带着这些自己继续行路。

4月底的某个上午9点40余，在隶属于政治课范畴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室，我知道自己被 UWM 录取了；那天晚上9点40余，我从图书馆慢慢走回寝室，想：这个认可，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

transfer——

是出口，还是逃离？

是得失间必然掉落的一个机会。

我抓紧它，

戏剧化的、命运般的起承转合在这里发生。

在自己看来，我真正“上道”，是写了第一篇文书 (恰好就是UWM)、投递了第一封申请后。那时我的心情才真的明朗起来。像第一次和 Caroline 长谈后和她说的，transfer student 作为我的新身份，是一个我终于认可的锚点；无论如何，在这里完成的，是最微观的伟大的事。

高迪像一个浓缩造景，她有朝你的过去打开的门，也有通往你所向往世界的窗；有在电脑屏幕前一坐几小时的板凳，也有阴雨天的傍晚为你煮好的一杯茶；她会在你上课时对你轰炸满屏60秒的不管是内容上还是视觉上都极具冲击力的语音消息，也会在你心力交瘁、停步不前时向你伸出手。

于是我们双手交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