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在本周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批评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立法修正案，强调了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害，而教育部长否认了有关政府计划将大学和学院的国际入学率限制在40%的消息。
今年5月，《2024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修正案（质量和诚信）法案》被提交给议会，其中的措施包括教育部长有权设定入学限制、暂停新供应商的申请、对代理和教育工作者的交叉所有权进行更大的监督，并允许分享佣金数据。
本周的参议院听证会让国际教育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对法案中的拟议修正案发表评论，而最近几周，各协会根据成员的反馈提交了书面意见。
澳大利亚大学协会首席执行官卢克·希伊表示，《2024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修正案（质量和诚信）法案》是仓促制定的政策。
“澳大利亚大学支持政府保持国际教育部门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的意图。但我们认为，起草的该法案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烟幕，而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工具，因为政府试图在下次选举前的移民斗争中占据上风。”
澳大利亚独立高等教育委员会（ITECA）首席执行官特洛伊·威廉姆斯（Troy Williams）表示：
“政府正在利用一些非真正的教育提供者的极少数令人发指的不法行为，对澳大利亚在海外收入方面仅次于资源部门的国际教育部门采取严厉打击。从经济上讲，这种做法对所有澳大利亚人来说都是应受谴责的，对所有在该行业工作的人显然是不公平的。”
地区大学网络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韦伯在听证会上表示：“如果我们的全球竞争对手要设计一项法案，破坏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部门建立起来的就业、声誉、竞争力和全球市场份额，那就是这项法案。”
注册人数上限：该立法中引起利益相关者最多批评的因素之一是拟议的上限，这可以在提供者或课程层面实施。
墨尔本大学副校长邓肯·马斯凯尔教授表示，拟议的上限将损害国内和国际学生的利益，并危及该行业的声誉和可持续性。
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政府计划从2025年1月1日起，将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学生入学率限制在2019年水平的40%，为期两年。
AFR报告称，目前有10所大学的国际入学率超过40%。悉尼大学的学生人数将超过提议的上限约12150人，而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人数约为7725人。
澳大利亚独立高等教育的首席执行官彼得·亨利博士说，40%的上限对于主要招收国际学生、不接受纳税人补贴的机构来说是行不通的。
然而，在本周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被问及40%的上限，他说：“这不是我们打算做的。”他谈到了该行业的价值和诚信的必要性，并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内制定上限水平。
佣金：ESOS法案的另一个在书面提交中受到抨击的内容是代理佣金，计划要求提供有关数据和佣金的信息，并更多地公开代理佣金数据。
ITECA表示，对代理商佣金信息的任何要求“都应基于监管机构的全面风险评估”。该协会表示，“必须防止监管机构授权提供的此类信息与竞争的注册提供商共享。”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英语协会（English Australia）表示，“想不出还有哪个行业，政府收集商业运营的保密数据，然后向整个行业和竞争组织公布，实际上是在公开这些数据。”此外也补充说，公开佣金率可能会导致佣金率上升，而不是下降，因为代理商将能够看到供应商可能向竞争代理商提供更高的费率。
代理定义：ITECA和澳大利亚英语协会也对法案中“代理”的扩展定义提出异议。ITECA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政府试图通过这一大幅扩大的定义来解决什么问题，尽管它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ITECA强调，任何提供课程信息的个人，包括为国家宣传机构提供信息的个人，都可能被这一定义所涵盖。
新的供应商：除了停止申请注册新的供应商或课程的部级文件外，该法案还规定，新的供应商必须满足国内学生两年的需求，然后才能招收国际学生。ELICOS提供商将不受该政策的约束，但利益相关者将此举描述为进入市场的障碍。
Peter Hendy博士说：“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将使新的独立医疗机构的运营难以为继，这种安排显然是歧视性的和反竞争的。”
取消课程：该法案还将允许政府根据对澳大利亚技能需求提供有限价值的课程暂停或取消课程，ITECA表示，这“表明了对全球和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目的的根本误解”。
该协会表示，他们正在减少学生的选择范围。“这种限制伙伴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全球的战略合作伙伴）学生签证持有人选择的干预令人费解。”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英语协会表示，这些变化将“前所未有的权力”交到部长手中，代表着远离监管机构的举动。“部长宣布某些课程在满足澳大利亚的技能需求方面价值有限或没有价值，不应成为决定哪些课程留在CRICOS的因素。”
损害已经造成：卢克声称，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部长对签证优先次序的指示，已经导致高等教育学生签证补助金下降了23%，他声称这可能会给经济造成43亿澳元的损失，并在该行业损失1.4万个工作岗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教育政策实践教授安德鲁·诺顿本周发表了题为《国际学生：政府改变主意》的论文，并得出结论，国际教育政策“需要一段时间的暂停和反思，而不是目前考虑不周的限制国际学生人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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