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John Locke论文比赛的决定源于我对哲学逐渐深化的探索。2023年暑假我参加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夏校, 这是我探索哲学梦开始的地方。当时我选修了一门关于“幸福”的哲学课，教授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到享乐主义，将一个看似简单的“什么是幸福？”展开成了关于幸福构成的各种讨论。期末最终完成的十页论文让我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
因为我想参与一些更加学术的写作竞赛来充实我的经历，且之前在TD补习过很多AP课程并且效果都感觉很不错，就问了问班班有没有什么与写作相关的竞赛。于是我就了解到了John Locke。我看到这个竞赛有很多科目，而且除了我擅长的心理学主题之外还有哲学的题目，这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确定参加John Locke
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在看到比赛哲学组的题目“Can We Trust Our Moral Intuition?”时跃跃欲试：它不仅呼应了夏校课上对道德理论的探讨，更让我有机会再次实践练习这种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
确定选题后，我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准备。最初几周恰逢四月AP大考的冲刺期，白天需要复习微积分、心理学等科目，晚上则埋头查阅哲学文献。这其中少不了TD老师给我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当时我看到TD发的Gerel老师的学历和研究方向都很专业和有趣，于是确定了这位老师。
研究初期
研究初期，我在SEP、IEP和Google Scholar上搜索“moral intuition”“intuitionism”等关键词，下载了数十篇论文。文献的晦涩程度远超预期，例如“intuitionism”和“intuitivism”看似相近，实则代表不同理论流派，我反复对照定义仍感到困惑。
为了辅助理解，我还在YouTube上搜索大学教授的公开课视频，比如讨论 “道德直觉与电车难题”的讲座，通过实例分析将抽象概念具象化。
第一次与Gerel老师讨论时，我试图总结自己读到的内容，但很快暴露了问题：我的讲述只是机械的罗列学者观点，缺乏批判性思考。
Gerel老师提醒我：“研究不能停留在复述文献，比如你提到‘直觉是自我证明的’，但Ross的Prima Facie Duties是否真的普遍适用？是否存在文化差异？”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我需要更主动地质疑和连接理论。
随着阅读深入，我逐渐梳理出直觉主义的核心框架，尤其是Ross提出的Prima Facie duties理论。然而，如何将这些理论与“信任道德直觉”的题目结合，仍是一道难关。在第二次课上，Gerel老师引导我将现实案例与理论对应。她建议我分析道德直觉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差异，例如在获取知识时是否比在决策时更可靠。
这一思路让我豁然开朗——或许我可以论证直觉的可靠性因阶段而异。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开始重点阅读涉及道德困境的实证研究，比如Andow和Dabbagh关于电车难题框架效应的争论。安德奥的实验表明，问题表述方式会显著影响直觉判断，而达巴格通过改进实验设计得出了相反结论。
起初，我只是在论文中平行列举双方观点，导致段落读起来像文献综述。
Gerel老师在课上又和我说：“你需要用自己的理论框架统领这些研究，比如提出一个分阶段可靠性的模型，再用实验数据作为支撑。”论文的关键在于用逻辑线串联证据，而非堆砌信息，而我意识到我在创作过程中很容易陷入堆砌论点的这个状态。
现在看最初的乱七八糟的outline很凌乱，但是当时看却能提醒我如何设计结构
正式写作阶段
进入初稿写作阶段后，挑战接踵而至。我的第一版草稿Gerel老师批注得密密麻麻：关键概念定义模糊、段落间缺乏分析衔接、对“moral knowledge”的论述不足。
每次她提醒我某条证据读起来像百科条目，而不是论证的时候我都会在重新修改的时候额外寻找关于这个点的论文支撑。在后续修改中，她不断用提问推动我深入细节。例如，当我主张“通过直觉获取的道德知识具有普遍性”时，她反问：“如果两个人对同一事件的道德直觉产生歧义，是否说明直觉在此处不可靠？”这迫使我重新审视Ross的理论，最终在论文中补充了“直觉的可靠性受信息完整性与情境复杂度制约”的限定条件。
另一个例子是讨论显见义务冲突时，我原本只是描述“偷刀救人”的案例，Gerel老师却追问：“为什么原则冲突会导致直觉不可靠？你需要解释，当义务优先级不明确时，决策更容易受非道德因素干扰。”这种针对性质疑让我学会在每一个论点背后寻找深层逻辑。
改了好几版草稿（好多还是直接在同一版里面改的，从第一版真的改了很多东西）这几次课程中，Gerel老师不会提供现成的答案，也不会不主动沟通就修改我写的内容，而是通过提问引导我自主思考。
例如，当我提出“直觉受文化影响”时，她反问：“如果文化差异真的完全决定直觉，为何罗斯的显见义务理论能被广泛讨论？”这促使我重新审视理论的普遍性与局限性。在论文结构上，她强调“论点-证据-分析”的三段式段落结构，确保每一部分都服务于核心论证。最后一次修改课后，我的终稿终于形成了清晰的三层框架：道德直觉在知识获取和推理中可靠，但在决策中因原则冲突和外部干扰变得不可靠。
这一结构不仅整合了Ross的理论与实证案例，还通过对比不同研究的设计差异，突出了论证的独创性。提交论文前，我重机构读了全文。尽管写作过程中屡屡碰壁，但看到逻辑逐渐严密、论点层层推进的论文终稿时，那种成就感远超对奖项的期待。最终获得High Commendation的结果，既是对论文的认可，也让我体会到研究哲学问题的乐趣——它不是简单的答题，而是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新视角去完善这个观点，不需要死磕于这个讨论是否是真正的答案。
这次比赛让我深刻意识到哲学研究的严谨性：一个概念的界定、一段逻辑的衔接，甚至一个名词的使用，都可能影响思想的传达。
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急于站队，而是分析不同研究的的论证设计差异如何导致结论分歧——这种思维模式甚至反过来帮助我更好地应对其他科目的批判性写作题。
拿奖了yay 今年High Commendation是前3%！如今回看备赛过程，所有的深夜查文献、反复修改段落都显得意义非凡。获奖固然欣喜，但更大的收获在于思维方式的变化。这种训练让我在课堂辩论、甚至日常决策中都更加审慎。
如果说宾大夏校的哲学课为我打开了一扇窗，那么这次比赛则让我真正踏入哲学探索的门槛——从前在夏校写幸福理论论文时，我惊叹于哲学问题的精密拆解；而此次研究moral intuition的复杂性之后，我更理解了哲学思想交锋的深度与魅力。未来，我计划在大学继续选修哲学课程。
这次论文写作不仅延续了夏校点燃的热情，更让我看到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引发人的无尽思考：它不提供标准答案，却永远追问更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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